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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键少数”犯罪心理初析
来源: 《党建》杂志 发布时间: 2019-04-17 浏览数: 441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身处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一旦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往往“一查一大片、一挖一大窝”,严重破坏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很多贪官是在担任“关键少数”的职务后贪婪之心开始膨胀的。翻看落马“关键少数”的忏悔录,都会提到促使其腐化堕落的种种心态。不管是哪种心理作怪,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价值观扭曲后贪念的膨胀。本文揭露了一些落马“关键少数”的犯罪心态,看看他们是如何从“关键少数”沦为阶下囚的,希望广大党员干部汲取惨痛教训,筑牢拒腐防线。 

“心无戒惧”的狂妄心理 

【案例】2019年1月10日,甘肃省纪委监委用930个字通报了曾担任武威市委书记长达7年、因任内发生轰动全国的抓记者事件而为公众所熟知的火荣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详情,措辞极其严厉。火荣贵在担任武威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把主政地方视为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泯灭,党性原则缺失,权力观、政绩观、道德观严重扭曲,心无戒惧,蔑视纪律红线,胆大妄为,践踏国家法律,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违纪问题与违法问题并存,六大纪律条条违反。

【解析】心无戒惧的狂妄心理是火荣贵等“关键少数”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在近年来落马的“关键少数”案件中,不乏像火荣贵一样自视甚高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自恃能力强、人脉广、经验丰富,心无戒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自己混同于私人老板,将主政地方当成“自留地”。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就算犯一点错误,组织上也不会予以追究;有的人甚至认为离开了自己,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事业就不会有很好发展,就算有点问题,组织上也会容忍迁就。这些落马”关键少数”忘了初心和使命,忘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责是组织授予的,岗位是根据工作安排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错误想法,他们才有恃无恐,最终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与人攀比心有不甘”的失衡心理

【案例】曾任湖南沅江市委书记的邓宗祥在沅江市工作9年,担任市委书记5年,不仅个人严重违反党纪国法,还带坏党风政风,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毛毛细雨湿衣裳,点点贪念毁名节”。邓宗祥调到沅江工作后,也曾“拒收腊肉”“拒接烟酒”,但随着职务地位的升迁,邓宗祥思想起了很大变化,看到一些素质不高的老板腰缠万贯、左拥右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不知不觉中,邓宗祥作风松动、理想信念动摇,错误认为收点烟酒、收点小钱不是违纪违法,开始讲排场、比阔气,穿衣必选大牌,坐车必是大排量,出门必住星级宾馆,最后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据调查,邓宗祥仅收受“和天下”等高档香烟就多达800余条。

【解析】纵观“关键少数”腐败案件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是因为存在攀比心理,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独当一面,看到有的老板一掷千金,心理失衡,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于是就不择手段地敛财捞钱,利令智昏突破纪律底线,甚至以身试法。

“只有天知地知”的侥幸心理

【案例】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担任六盘水市市长、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公司或个人牟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贿赂1324万元。落马前的廖少华,在许多人眼中属于“低调”“务实”的干部。但随着职务的升迁,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改变。“受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特别是看到社会上一些人大把挣钱,大肆挥霍享乐时,自己的心理也逐渐失衡,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干了许多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事。”“与我交好的老板只有两个,收受贿赂也比较隐蔽,以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不会出事。”廖少华在庭审时这样总结自己的心态。廖少华主政黔东南州7年间,只与唐绍平、陈春章等少数承包工程项目的老板关系密切。廖少华的腐败口子较小,接触的腐败官员并不多,与廖少华存在腐败关系的只有一个官员、两个老板,这或许是在众多腐败案例中绝无仅有的。然而,廖少华最终是机关算尽,依然无法逃脱走进监狱的下场。

【解析】翻看落马贪官忏悔录,虽然每个人的腐败行为都有其具体原因,但大多数人在自我剖析时都提到了侥幸心理。有人自诩高明,以为自己精心设计、反复包装的违纪违法行为不留痕迹,没有人能查出来;有人觉得交往的“朋友”讲义气、靠得住,他们不会“出卖自己”;有人虽然清楚认识到腐败行为的严重后果,但总觉得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头上。正是由于心存侥幸,这些党员干部将腐败动机转化成了腐败行为。

打碎贪官的侥幸企图,就要坚持反腐零容忍、无禁区,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让瞒天过海者无处遁形,让蠢蠢欲动者断了念想。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贪婪心理

【案例】曾任安徽省望江县委书记的张金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安徽省滨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某某等13家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建、工程款拨付、项目申报、工程施工协调等方面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193万元人民币、5.4万元购物卡、2万元美金、1100克黄金。2005年是张金华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他开始“沉沦”的第一年,自此胆子越来越大,受贿数额越来越大。据了解,张金华自费10万元完成硕博课程;其子留学花费近70万元,上清华金融硕士班学费31.4万元,在北京买房花费225万元,这些费用都是用受贿款支付的。

【解析】贪婪心理几乎是一切腐败分子违纪违法的共有心理特征,是党员干部走向犯罪道路的内在驱动力。具有贪婪心理的人,为了钱财,铤而走险,采取各种形式,肆意索贿受贿、侵吞公款。有些党员干部贪婪无度,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些人信奉“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广东省惠州市打私办原主任张某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自己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场上,身中三发子弹没有倒下,在今天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却倒在金钱的魔掌之下,真是人生的悲哀。”

这些案例告诫我们,贪婪的私心、膨胀的欲望是一些党员干部铤而走险的重要心理诱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补偿心理

【案例】“诱饵只是外因,鲤鱼上钩,终究是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被留置后的那些日夜,我经常彻夜难眠,处于深刻反省和强烈自责中。”2018年4月11日,浙江省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站在被告席上忏悔。何加顺利用担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柯桥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产销售、项目建设等请托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59万元。2018年7月2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何加顺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万元。何加顺在忏悔书中感慨,自己也曾是个“不图钱财”的干部。然而,在当上县委书记后,何加顺渐渐放松了自我要求,认为自己权力变大了,能力不差、工作没少干,可以说“为当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回报与付出不符,觉得自己吃了亏,从而萌生捞点儿好处的“补偿心理”。从收受烟酒、衣物开始,何加顺收受礼品的态度慢慢从“想退”,到“想退未退”,再到心安理得接受,最后甚至把“我为你办事、你自愿送我钱物”视为常态,底线一旦失守,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一些企业老板的强大攻势下,何加顺的贪婪不断升级,最终坠入深渊。

【解析】大部分落马“关键少数”在工作中的确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像何加顺这样在工作岗位上积极有为,在不少人眼中是“有两下子”“有能力”的干部,但他们仍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败下阵来,这些所谓“能人”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滥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贪腐行为也随之而来。“补偿亏欠”只是贪官自欺欺人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党性弱化、信仰缺失,漠视纪律规矩,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工作不是等价交换,不能斤斤计较职务、报酬、待遇。如果总认为自己吃了亏,总觉得别人得到的多,那么欲望就永远都得不到满足。防止“补偿心理”滋生,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牢记宗旨意识,增强纪律意识,秉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纪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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