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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圈子文化“污染源”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 2018-05-31 浏览数: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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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江苏省东海县分层级、分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红色基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性教育学习活动,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图为该县党员干部在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受党性教育。

“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自私贪婪、腐化堕落的党员领导干部纷纷被反腐利剑刺落马下。他们的倒掉,都与圈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痛定思痛,这样的代价不能白付。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清除圈子文化“污染源”,就要挖出其深埋于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将被传染的“病树”清理干净,精心呵护整片“森林”。

经营“圈子”,圈地为营

每个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几乎都有自己的圈子。朋友圈、战友圈、同学圈……这些圈子往往让人能够感受到人与人的温暖,也为社会传递出很多正能量。

但是,圈子文化却充满了“负能量”。它脱胎于腐朽的封建官场文化,带有人身依附、权钱交易等畸变基因,至今余毒未清。受圈子文化的污染,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结成“圈子”,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侵欲无厌,规求无度。当前揭露出来的官场大小“圈子”,都始终填满了鹰视狼顾般的贪婪。人称“吕梁教父”的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与煤老板勾肩搭背,形成“煤炭圈”。据报道,已知有11名煤炭富豪向其大额行贿。他贪腐6.44亿元,超过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张中生贪欲之疯狂,令人咋舌。“蝇贪”结圈,也能成“巨蠹”。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征地办少数工作人员与个别镇村干部、社会人员结成“圈子”。他们每人违规违法“多收了三五斗”,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共有16人牵涉其中,给“国家粮仓”造成重大损失。

官德丧失,任人唯“金”。一些人为了所谓的“升官发财”,搞亲亲疏疏,在选人用人上有着毫无遮掩的“逐利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在担任伊春市委组织部长时,成为当地许多干部讨好、巴结的对象。逢年过节,他们都要想办法表示表示、意思意思,以求在今后提职的时候有个关照。他先后“心安理得”地收受了82名伊春市干部所送礼金251.5万元。个别领导干部通过金钱开路,被李涛“扶上马,又送一程”,获得了职务提升。落马后,李涛提起省委组织部,就泪流不止,痛悔难当:“我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省委组织部这个单位,给它抹黑是我最内疚的……”

组织严密,自筑“围城”。进入了“圈子”的成员自认为拥有了骄人的“政治资本”,他们在“圈子”内拉关系、走后门,有着一定的“组织性”。近期,湖南省衡阳市纪委就查办了一起利用同乡会资源、涉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大案,一个隐蔽运作长达18年之久的同乡会浮出水面。这个“同乡会”组织严密,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成为谋取不正当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圈子”,是典型的圈子文化毒瘤。

“圈子”一朝转,十年难停歇。一些人乐此不疲地做“转圈运动”,停不下来、跳不出去。他们背离“初心”、忘却“使命”、泯灭“良知”,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难逃党纪国法严惩。

追本溯源,找准病灶

圈子文化传染到政治领域,就容易变成“恶性肿瘤”,出现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癌变”,对党的肌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找准“病灶”,才能祛除“痼疾”。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艾君说,“圈子文化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比如历史上的门阀、朋党等。只是在当前,这一文化顽疾又与新的社会现实相融合,带来了新问题。”

现实也表明,少数党员精神“钙质”不足,就会将圈子文化视作“营养品”。其中一些人将“朝中有人好做官”,“多磕头、少说话”的封建旧官场规则奉为圭臬。为了合理“配置”公权力,产生最大“利己效力”,他们围绕某些“大人物”,互通有无、沆瀣一气,形成了覆盖政界、商界,甚至社会黑恶势力的“圈子”。

一些“关键少数”违背组织原则,在选人用人上“一言九鼎”,促成了“圈子”的加速形成。一群人被吸附进去,见利不见害,见饵不见钩,以为只要跟对了人,就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获得提拔重用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认为:“当有人主动提拔你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搞‘圈子’,更不了解他实际上有没有贪腐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会导致不但捷径没有走成,反而带来很大的风险。”一些已曝光的官场“圈子”体积庞大,有着“一人倒下,一群人摔跤”的共同结局,其祸正肇于此。

一些人为寻求权力“保护”,伺机寻找领导干部的“软肋”进行“围猎”。领导干部一旦“入网”,其身边的“圈子”就会增加、膨胀。比如,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贪图物质享受,对安逸奢靡的生活心向往之。她爱打网球、爱好中医养生,身边就聚集起了“网球圈”“养生圈”。她的丈夫做红酒生意,他们家定期举办品酒会,于是又形成了“品酒圈”。这些圈子都是围绕着她的权力形成的,但吕锡文并不把这当回事,日积月累,终为“圈子”所累,身陷囹圄。

一段时间以来,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无形中提供了适宜“圈子”生长的阴暗环境。一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十余年的纪检监察干部发现,现实中有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宜监督;有人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接触企业老板,是不是“官商勾结”,不易界定;还有人认为“圈子”一般兼具高度警惕性和自我防范能力,监督起来难度大。当监督来“敲门”时,圈内人就会聚得更拢、团得更紧,订立攻守同盟,与党组织“掰腕子”。一根筷子易断,十根筷子难折。要彻底打掉一个“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往往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违逆潮流,行将不远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放、透明、包容,是新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圈子文化违逆时代潮流,行将不远。

近两年,辽宁省大连市委把举报反映领导干部搞“小圈子”的问题纳入重要线索进行优先排查,从速从快调查。发现问题线索顺藤摸瓜,一经查实,依规严肃处理。对查处的拉帮结派典型案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形成了强力震慑。

在基层一线,圈子文化在反腐高压下也开始无路可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将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确定为整治重点,纠正“小圈子”问题。各单位领导干部作出相关承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专门排查纠治,邀请群众监督。2017年,该区用了5个月时间,集中查处了8起“小圈子”问题,其中立案13人、诫勉谈话6人、提醒谈话4人。

“君子周而不比”,一名党性过硬的领导干部就应该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但不结腐败“圈子”。“补钙强身”须臾不可偏废。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出发,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做什么?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把这些根本问题给全体党员干部讲清楚说明白,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何虎生说:“要立规矩,建章立制,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细化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每一环,用制度的标杆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一些人热衷于钻“圈子”,看中的正是“圈子”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选人用人方面“高超”地运用“潜规则”的能力。大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大光认为,“整治‘小圈子’,就要把匡正选人用人导向作为着力点,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针对“小圈子”明显都有的部门化、区域化特征,要“放眼各领域、各战线特别是基层一线,加大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干部交流力度,畅通干部交流使用的渠道”。干部考察的方式也要改进,他提出“在班子换届考察、年度测评和干部考核中,把是否存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作为重要内容。”给所有干部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跑马场”,让“千里马”凭真本领奔跑,无异于给“小圈子”釜底抽薪。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河北省纪检监察干部张明认为,对“小圈子”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的力度,发现搞“小圈子”“小帮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抓早抓小。对于那些仗着“圈子”胆大妄为的人,要拿出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有力措施,敢于亮剑、勇于问责,坚持行贿和受贿一起打击。同时,要建立长效机制,落实好干部家访等好经验、好做法,提醒干部树立良好家风。学会创新载体,发动群众加大对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力度,让干部习惯在“玻璃房”里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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